商务部：吸引外资数据波动是正常现象

3.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度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有正当理由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所以，宪法上权利的落实需要各个法律部门的协作，并非仅仅依靠民法。例如，民法典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应当以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民法典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则，也应当符合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2.详细规定对各类财产的具体保护措施和方法。五、民法规范的适用中应采纳合宪性解释的方法 在民法典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也可以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而对于私有财产，主要是从防止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的侵害的角度加以规定， 其中既包括其他民事主体的侵害，也包括来自各类国家公权力的侵害。这些基本权利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私人利益，且属于民法确认和保护的主要对象，应当由民法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并不需要使用这一表述，因为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位阶，从合宪性的角度出发，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民事立法中并不需要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一表述。

法官通过合宪性解释，就可以达到基本权利实现的目的，甚至要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基本权利。一般而言，只有那些体现了特定主体的私益、具有私法上可救济性的权利，才有必要具体化为民事权利。宪法法院法官任期12年，且不得连任，既保障了一定的连续性，又为政治情势的发展变迁预留了可能的空间。

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设立了宪法委员会，职责是确保宪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尊重和遵守。因此，要评价宪法解释程序的当代价值，首先需要了解不同宪法文化背景下宪法解释的意义。对宪法解释启动事由的审查是最高法院作出宪法解释的必要前提，要求该事由具有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其直接功能就是筛选形成宪法解释的案件。[9] 韩国宪法法院建立于1988年9月，其职责是通过建立特别的宪法裁决程序对宪法争议进行裁决，以保护宪法秩序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13]米歇尔·托贝:《法律哲学: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 张平、崔文倩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在德国宪法的语境中，通常认为宪法解释是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范内涵的探求与确定。

[4]203这是令人深思的重要学术命题。再次，宪法法院法官选任、合议庭组成、裁判表决等相关程序的安排，也都致力于达成共识、促进国家整合。最高法院得以通过宪法解释不断反思并更新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共识。在日本，最高法院通过宪法价值的具体化过程，不断完善相关的宪法解释程序。

我国宪法监督机制长期未能发挥有效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门负责宪法监督的机构，同时缺乏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程序。宪法作为法律，可以由普通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1982年宪法颁行至今已进行了四次修改，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规范解释宪法活动，有必要通过完备的宪法解释程序，使宪法解释法治化。

在解释中，宪法法院严格依照《宪法法院法》规定的程序，谨慎地对政党问题做出判断。这样一种价值选择，带有传统的国家主义的印迹。

如在德国，宪法法院通过宪法解释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宪法解释的这一功能。在我国，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是加强宪法实施的首要措施。

这是最高法院签发的作为其选择案件审理并进行宪法解释的工具。柏林的规定实施后，一些教会人士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起诉，认为上述规定侵犯了他们的宪法赋予的星期天不受干扰从事宗教活动的基本权利。对于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对宪法相关条款的内涵作出解释，开创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先例。宪法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一个专门机关，它除了有权对宪法、法律和条约的基本含义作出解释之外，还有权监督总统选举和国会的行为以及监督公民投票的合法性。联邦最高法院作为宪法解释的主体，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行使其宪法解释的权力，宪法解释与一般重大事项决定活动的界限，启动解释程序的事由和标准何在，这就是其作为宪法解释机关的管辖权问题。由此，以宪法委员会为中心和场域，整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与群体进行持续的宪法商谈：与此同时，宪法文本就不至于沦为一个制定后就完结的文本，而是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力，宪法文本由此成为一个不断被定义和再定义的永无终止的蓝图。

全国人大设立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是目前适宜的一种选择。柏林市市长沃维莱特在判决公布后称，柏林市政府当然会顺应宪法法院的判决，在2010年初通过新的商店营业法。

[10]Collings J.Democracys Guardians:A history of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1951-200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Stefan Korioth.Staatsrecht I.Stuttgart:Kohlhammer， 3.Aufl.2016. [12]英格沃·埃布森:《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家原则》， 喻文光译， 《法学家》， 2012年1期。地区法院以隔离但平等原则为依据，判决布朗夫妇败诉。

三、凝聚社会主流价值观功能 宪法解释的过程是不断确认共识、寻求社会发展动力的过程。另外，在宪法解释主体上，由国家机关解释宪法只是解释活动的基本形式，它并不垄断宪法解释的全部资源。

[2]36在设计具体程序时，德国宪法学界主张宪法解释是宪法规范具体化的理念，强调宪法解释受制于三要素:受制于已经形成的规范，受制于解释者的前理解以及受制于被解决的具体问题，任何解释方法都无法摆脱这三要素。但联邦政府、联邦议院、汉堡州政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州政府、德国同性恋协会以及其他相关团体也都向法院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有的还参加了言词辩论。在实行宪法法院体制的国家，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主要情形是:机关争议的冲突：规范审查过程中的疑义：宪法诉愿的审理过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基于职权而提出的宪法解释请求以及选举监督程序上出现的争议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了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准备并参与庭辩之外，有些相关利益集团或个人也以法庭之友(AmicusCuriae)的身份，向最高法院提供材料。

尽管《基本法》秩序下，这一传统被打破、被淡化，但其仍残留在共同体的记忆之中，体现了宪法价值本土化功能。在宪法解释的启动类型上，既可以在司法案件中启动，也可以脱离个案单独启动：既可以由有权机关启动，也可以通过公民提起。

我国宪法发展史说明: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宪法解释方式更为灵活，有利于节约立法成本，稳定宪法秩序。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要对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而在进行这种审查时，首先就需要对宪法规定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

有了良好的解释程序，可以扩大解释的客观性，减少可能的主观性。若争议已消失，最高法院后续的救济将显得于事无补和多余，致使宪法解释资源的浪费，也有提供咨询意见干涉其他政府部门之嫌。

因为抽象的价值共识，还必须再经由宪法解释加以具体化，唯有如此，宪法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形成具体化价值共识，通过具体鲜活的宪法解释，使生活在宪法秩序之中的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能感受到宪法的价值理念，参与到宪法价值观的形成和认同过程中来，进而从抽象的价值对立走向具体的价值融合。2009年12月1日，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宣布，柏林商店营业法中允许商店在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日营业与宪法不符，星期日作为受到宪法保护的休息日，原则上仍为商店的非营业日。如果首席大法官在多数一方，他亲自或者指定一位大法官起草多数意见：如果他在少数一方，由多数方中最资深的大法官自己起草或者指定一位大法官起草多数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程序的目的并非保护提请机关的权益，而在于通过解释程序澄清宪法问题，维护宪法的完整性、维护国家权限秩序的完整性和安定性。

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中，通过成熟的宪法解释程序，对社会上有重大争议的宪法案件进行解释，弥合社会裂痕，纠偏正义，使个案产生健全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于1994—2002年期间担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的林巴赫教授证实，宪法法院倾向于避免做出争论未定、使人错愕的判决，以此来确证其整合力：并认为宪法法院20世纪90年代针对两德统一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宪法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判决，充分展现了其整合功能。

七、完善中国的宪法解释程序 各国宪法解释程序都建立在自身的历史基础之上，反映不同的法治传统，体现了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制度建构逻辑。(1)例如， 宪法法院历史上做出的两次堕胎判决[BVerfG E 39， 1 (1975) ：BVerfG E 88， 203 (1993) ]在程序类型上都是抽象规范审查。

例如，2002年关于《同性生活伴侣法》合宪性的争议，是由巴伐利亚、图林根和萨克森三个州州政府主张该法与《基本法》精神不符合，提起抽象规范审查。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为了保持法律秩序的稳定，防止权力运行的空白状态的出现，使宪法上的投票权平等价值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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